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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這是詩人雪鷹繼《雪鷹之歌》《穿膛的風聲》《白露之下》《凜冽》《夏祭》五本詩集之后，最近又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報告文學。10萬字的《對應太陽的軌跡》由江蘇人民出版社近日正式出版。這本書視角廣闊、內容豐富、主題鮮明、語言鮮活。既將主人公的成長歷程與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相融合，個人的命運與時代大潮緊密相連，又突出了個體生命的異質性和人性的光輝。詩化的語言、廣角敘事和心理、景物等多處細節描寫，在為你的閱讀帶來愉悅的同時，還會讓你增長司法專業知識、歷史知識和人文常識。是一本集趣味性、可讀性、學術性于一身的紀實文學作品。

下面節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長篇報告文學

對應太陽的軌跡（節選）

——記大成律師事務所常州分所主任戴旭初

雪鷹  著

引子

如果你看過清晨日出的情景，從大海上、深山中，或者一望無際的平原的東邊，那一輪冉冉升起的旭日，在掙脫地平線的羈絆那一刻，是否感覺到他的負重前行，感覺到他的艱難上升與義無反顧？

天空不空，意愿無形，踽踽獨行于沒有腳印的途中，超拔于庸常俗世的思考之外；篳路藍縷，以身為徑，以長天為半徑畫最美旅程，以創新為使命攀登不停；燃燒生命，下落亦是上升；一直向前，在高處照耀他人。這就是太陽的軌跡，太陽的精神！

在中國律師界，有一位名叫戴旭初的常州人，正以他名字的寓意，詮釋著太陽的精神，他的人生歷程，正對應著太陽運行的軌跡。

我一直堅信，要致用專業知識、踐行法治精神，律師職業是最佳途徑。

——戴旭初

法律不是法典里的文字法條，而是人們面對法律裁決時的心里期望。

——戴旭初

我們不能成為辦案的機器，不能就案辦案，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還應該想一想還有什么可以做的，怎么樣才能讓當事人在感受法律公平公正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司法的溫度。

——戴旭初

有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并能在工作中獲得報酬養活自己和家人，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

——戴旭初

“做律師，就要肩負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責任，面對群體性事件敢于沖在前面維護大局，既為當事人合法維權，又為社會和諧出力。”

——戴旭初

主人公簡歷

戴旭初律師，男，1965年5月29日生，屬蛇。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大成（常州）律師事務所主任。

1982.9-1986.7 l 北京大學法律系

1986.7-1990.8 l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

1990.9-1994.8 l 常州市司法局撰寫《為開發區提供法律服務》一文獲江蘇省司法廳優秀法制論文二等獎

1994.9-1998.6 l 常州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撰寫《從一起行政案件的代理看我國行政賠償舉證責任立法的不足》一文獲常州市司法局優秀調研論文二等獎

1998.7-2002.11 l 常州常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2002.12-2004.12 l 創建常州戴和王律師事務所主任

2005.1-2007.4 l 更名為江蘇常州達文律師事務所主任

2007.5-2010.11 l 加盟江蘇聯盛律師事務所常州分所主任

2010.12-至今 l 更名為北京大成（常州）律師事務所主任

2018.2當選第四屆常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

2019.4當選第一屆常州市破產管理人協會會長

上篇：從旭日到中天

（一）

這是一個經典畫面。一群朝氣蓬勃的大學生面朝天安門，高舉著“小平您好”這條樸素而特別的橫幅。鄧小平在檢閱臺上面帶微笑，向年輕學子們揮手…………

這是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舉行了歡慶共和國建國35周年的盛大慶典，改革開放使中國大地迸發出了勃勃生機，人們終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閱兵式。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乘坐紅旗牌黑色敞篷轎車在閱兵總指揮秦基偉的陪同下開始檢閱部隊，鄧小平用“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的口號問候受檢部隊。這次閱兵式是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后，全面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勢下舉行的，是一次振奮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軍威和國威，檢閱新中國建設成就和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成果的重大慶祝活動，是繼1959年國慶后，25年來第一次盛大的國慶閱兵，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開展示自己的武裝力量。此次擔任檢閱部隊的閱兵首長，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軍樂隊奏起閱兵進行曲，檢閱車緩緩地向東馳去，駛過一列列等待檢閱的部隊。時年整80歲的鄧小平神采奕奕，興致勃勃。他的個頭不高，但很有風度，他的那種自信傳遞給指戰員們以極大的力量和鼓舞。

接踵而來的是軍事院校方隊、步兵方隊、水兵方隊、空降兵方隊、女衛生兵方隊、武裝警察方隊和男女民兵方隊，依次進入天安門廣場。這些徒步方隊，邁著整齊而又剛健的步伐，仿佛變成一個人正步走來。橫看一條線，豎看一條線，斜看還是一條線，像一座座威嚴的大山，構建成偉大祖國的萬里鋼鐵長城。那鏗鏘有力的足音，有萬里長征路上千萬雙草鞋的腳步聲;那勇往直前的英姿，有解放戰爭隆隆炮聲中百萬雄師躍上江南岸的身影。

緊接著是群眾游行。絢麗的彩車，整齊的方隊，依次從天安門前通過。突然，人群中一陣喧鬧。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學生面朝天安門，高舉著“小平您好”這條樸素而特別的橫幅。《人民日報》記者王東用相機記錄了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此畫面瞬間傳遍世界，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珍貴的記憶、電視畫面記錄的瞬間。

“小平您好” 這句話感情真摯，就像是對親朋，像是對自己最熱愛、最熟悉的家人的問候，真真實實地表達了當時的大學生，內心深處對鄧小平的由衷祝愿和樸素、深厚的愛戴之情。親切地表達對鄧小平的敬意，最能表達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衷心擁護；表現了人民群眾對鄧小平所開創的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的認同。今天，在百度詞條里有這樣一句話：“該詞條已成為人民對鄧小平同志開創的改革開放這個時代的情感懷念。”

是的，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這個特定的鏡頭讓多少得到改革開放帶來恩惠的人，都心存感激，甚而熱淚盈眶！就在這個游行隊伍里，就在北大學生打起的這個舉世聞名的橫幅前面，不遠的北大學生儀仗隊方陣里正走著一位颯爽英姿的青年。盡管當時他只顧邁著方步，昂首挺胸行進在方陣中，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同學、校友們正在通過這一特殊形式向全世界表達一代中國大學生真摯的敬意與愛戴，而參與策劃實施的幾位同齡人，完全代表了他的心情，代表了一個時代年輕人的心愿！

他，就是來自江蘇溧陽農村的1982籍北大法律系大學生戴旭初。

對于恢復高考以后的北大法學系，筆者之前有點印象的只有兩個人。他們都是我的安徽老鄉，一位是當今“中堂大人”克強總理，他是1982年北大法律系畢業，之后留校任團委書記。我們的主人公戴旭初，有幸在入學初期，就聆聽了團委書記李克強校友的諄諄教誨。直到今天，他還常常憶起那次新生大會上，所聽到的作為學兄、領導、老師的克強總理，給予的期望、鼓勵和要求。

建議讀者不妨看一看曾經是北大法律系學生，今天的國家總理李克強的一篇回憶錄《我與北大的故事》。他在文中寫到“作為一座學府，可珍貴之處并不在于外在的華美，甚至不在于對知識財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內在的力量，一種可以永久延續的傳統。這種傳統不會因知識更替而中斷，因為它具有超越的價值，具有再造知識財富的能力。”他在文末還寫到“北大的百年史是輝煌的，又是時生波瀾的。但總有許多北大的先生們既置身其中，始終表現著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又不失學者的心態，潛心探索著自然、社會和人類的未知。正是因為有他們，這座古老學府的精神與血脈得以傳承。”

當時李克強就讀的是北大法律學系，法律還屬于絕密專業，對學生的選拔標準很高。因為是黨員，且分高學優，李克強才被“調劑”到這里。優中選優使得“七七級”法律系成為法學院教授楊敦先口中的“黃埔一期”，他們意氣風發、揮斥方遒。1982年1月，李克強帶著全優生的榮譽畢業，是全校27位優秀畢業生之一。畢業前夕，許多同學都準備赴歐美留學，李克強也有此意，他用兩個月的時間復習出國預備研究生考試的相關課程。以他的成績，留學名額十拿九穩。然而，命運將他推往了另外一條路。當時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看中了李克強的領導才能及沉穩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他留校任團委書記。最終，李克強放棄了留學，選擇留校。這一消息震動北大校園，議論四起，不少人覺得李克強虧了，而事實證明，是金子在哪都能發光。

另一位是幾乎與戴旭初同時代的，后來家喻戶曉的詩人海子，1983年北大法律系畢業。他們倆在同一所大學，同一個系共同度過一年時光。

因為共同的詩歌寫作興趣，加上老鄉與同齡人的關系，我對海子關注、了解得比較多。而且，近年來不止一次到他家，和詩友們一道看望他的母親，參觀海子紀念館，憑吊海子墓園。并與他的弟弟查曙明成為好朋友。海子長我一歲，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懷寧縣高河查灣，在農村長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3年畢業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海子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他說；“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為一個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在中國當代詩壇，海子常常被評價為“一個詩歌時代的象征”和“我們祖國給世界文學奉獻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詩人”。作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詩潮的代表人物，海子在中國詩壇占有十分獨特的地位，他的詩不但影響了一代人的寫作，也徹底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詩歌概念，成為中國詩歌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創作的優秀抒情短詩是繼“朦朧詩”之后獨特而又詩藝出眾的作品，兼具抒情性、可誦性和先鋒性風格，在當時極為罕見。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和“麥子”意象系統，很快得到詩壇承認并給予極高評價，有關海子詩歌的深度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關注熱點之一。

作為戴旭初同校同系的兩位師兄，都是北大法學系出來的杰出人物，他們的身上都有著百年名校北京大學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科學”的思想追求，都有著對蒼生的注目，對大地的悲憫，對家國的擔當的入世情懷。他們同時代的學弟戴旭初，當然也不會例外。

此處，我們應該說說本書的主人公戴旭初的故事了。

（二）

在溧陽縣城西南方七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典型的江南水鄉村落，它的名字不像周邊的“張家灣”“李家塘”這樣俗氣。它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名字“鵬程”。可以想見，當年遠道遷徙而來的祖先，多么期待自己的子孫后代，從此生活蒸蒸日上、仕途鵬程萬里啊！

這個村莊是戴氏族群聚居地，先祖從明代遷徙至此，前后已經500多年的歷史了。先祖落戶此地，繁衍生息。江南的沃土和最適宜人居的氣候環境，加上世世代代的勤勞節儉，使得戴氏家族人丁日益興旺，人才輩出。到1960年代，村莊已經有一百多戶人家，數百口人。

村莊東西一字排開，南面村前的明堂是一彎秀水，村民們親切地稱之為“面前塘”。站在塘邊放眼望去，幾公里之外是一座東西走向逶迤蜿蜒的“白龍山”，山上有古廟“白龍廟”。村后和左右，都是開闊的平原，一望無際的江南良田。這樣的地勢正符合“風水寶地”的條件。明堂處的面前塘既聚財又出丁，遠處的朝山案山有型有勢，尤其正中兩個山頭之間稍稍洼下去的形勢，宛如幾案上的筆架，這是后世要出人才的預兆啊！

由于從鵬程村到大隊部胡橋，有四里路的距離，孩子上學是一個問題。七八歲的孩子每天往返四趟，顯然困難重重，遇上天陰下雨更不知如何是好。為了照顧村莊里的小孩都能上學，生產隊研究通過，讓曾經從鎮江師范學院畢業的村中才子戴福貴，擔任耕讀教師。他平時教學生上課，農忙時和其他社員一起參加生產勞動，給他一個勞動力的工分。這是一個特殊的學校，一個教室，三個年級，二十多個學生擠在村里古舊的祠堂里，只有一個老師。事實上這個老師即是全科老師，又是小學的校長。這樣的教學模式叫“復式班”，在那個年代由于教師缺乏，辦學條件極其落后，這種復式班全國各地都有，甚是普遍。

時間到了1965年農歷四月的一天，戴福貴正在村中祠堂里給三個年級二十來個孩子們上課。他和往常一樣，先安排好一年級的識字教學，在黑板的一角，寫上“我是中國人”幾個粉筆字，然后帶孩子們讀幾遍，再按筆順寫起第一個“我”字，然后讓七個一年級孩子在紙上練習書寫。接著安排二年級六個孩子背誦乘法口訣，最后才讓一直讀課文的三年級八位同學，停止讀書，開始寫作文。時值煙花三月，江南處處鶯歌燕舞，綠樹紅花，蜂蝶成群。戴老師給三年級學生出了一道應景的作文題：《春天里的高興事》。他把作文題目板書在黑板上，提醒學生安排寫作的思路，循循善誘，繪聲繪色。就在此時，戴老師的“春天里的高興事”在這個清苦的年代，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令里到來了。

他的兒子出生了。

作為鎮江師范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戴福貴最早分配在溧陽鄰近的高淳縣一所學校當教師，由于工資待遇太低，身材高大，一米八幾的青年人，在眾所周知的饑荒年代，口糧不夠吃，實在熬不下去了，餓得跑回了老家，在鵬程村做一個農民。無論如何，家鄉肥沃的土地還是能養得活他的。后來，他在老家娶妻生子，做了耕讀教師。一個正規師范畢業的大學生，在那個年代是極其稀少的。由最早的國家公辦教師，變成今天的耕讀教師，這個過程里面包含了多少生活的辛酸，隱藏著多少內心的苦衷。那一代人的故事在今天看來，恍如隔世。但是，他這樣的經歷在那個年代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這是戴福貴的第二個孩子。長女已經兩歲，現在兒子的出生讓他倍感高興。盡管生活艱難，日子難過，想到能將自己的所學親自交給兒子，這種幸福感又是多么的美妙啊！他希望自己的兒子永遠朝氣蓬勃，充滿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永遠遠離饑餓與寒冷，甚而超凡脫俗，高瞻俗世。于是，他給兒子取了一個既寓意深厚，又通俗易懂的吉祥的名字——旭初。

戴旭初就是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環境下慢慢成長起來。父親是村子里唯一的教書先生，多才多藝，聰慧過人。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天文地理、鄉土風情無所不通，鄉里鄉外的紅白喜事、婚喪嫁娶的場子里，總是離不了戴老師忙碌的身影。母親是一位賢妻良母，既有江南女子的溫良靈秀，又有農村女子的樸實能干。待到戴旭初5歲的時候，父母又為他添了兩個妹妹，一家六口靠父母微薄的工分，粗茶淡飯勉強度日。

為了減輕母親既要帶孩子又要出工勞動的負擔，戴旭初五歲開始隨父親進入小學讀書，父親就是他上學的啟蒙老師。最初父母的想法只是讓他跟著跑跑，小男孩天生頑皮，在家里沒有人看管容易出事。沒想到五歲的旭初，頭腦特別靈光，學什么會什么，比他大三四歲的同學都不如他。這樣，父親就沒有讓他留級，一路讀了下去。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一點不錯。在“人民公社”年代里，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父母，只憑著生產隊干活的工分，養活自己和四個孩子是多么艱難啊！斷糧斷炊是常有的事。小旭初從四五歲開始，就和小伙伴們一道逮魚摸蝦，拾稻穗打豬草，養鵝喂羊啥都干。每到暑假，村里的面前塘就成了他和伙伴們的天堂了，他們在大塘里享受酷暑里的清涼，在大塘里逮魚摸蝦撿貝螺。尤其插秧季節，水田里的土地需要重新翻耕，在淺淺的水田里，大人們用牲口或者拖拉機，邊翻地邊推平，那些鉆在泥里的黃鱔、泥鰍、田雞就紛紛被翻出來，一幫孩子們就會興奮地跟在犁耙的后面抓捕。隨著一陣陣的尖叫，一片片歡笑聲，孩子們的手里就會有一串串的戰利品。這其中總少不了戴旭初的身影。盡管此刻孩子渾身上下糟蹋得像個泥孩，父母也不會責怪的。

戴旭初上中學的時候，趕上各地紛紛開始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江蘇隔壁的安徽1978年就開始了，搞得最早。江蘇雖然在1983年才全面實行包產到戶，但是70年代末各地的所謂集體經濟，已經解禁，形成蓬勃發展的態勢。溧陽及周邊各地出現了大量的磚瓦廠，為了保護泥土剛剛制成的“磚坯”不被雨淋，各個窯廠都需要大量的草簾，用于遮蓋磚坯。草簾原料就是稻草，中間用幾根細草繩作經線，人們用傳統手織土布的方式，用木頭制作一個個簡易的織草簾機，每織上一根草都要完成一上一下的動作。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逐漸富起來的人們首先要建房，建房就需要大量的磚，相應的草簾的需求量就非常大。作為蘇南魚米之鄉，溧陽成為草簾的生產和銷售重鎮。

為了貼補家用，少年戴旭初很早就學會了織草簾的手藝，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織草簾。他給自己定下任務，每天要織好兩條草簾才吃晚飯，晚飯后復習功課。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他高中畢業。

到了旭初十五歲那年，他已經出落成一個英俊少年。此刻他正在離家四公里外的新昌中學讀高二。父親帶他讀到小學三年級，之后他和鵬程村的幾個同學，一起升到離家兩公里開外的胡橋小學讀四年級。兩年后又在胡橋中學讀初中，再兩年后考進新昌中學讀高中。那個時候江蘇省基礎教育學制是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事實上，戴旭初高中畢業這一年實足年齡才十五周歲。當然，他的小學、初高中學校都在農村，盡管離縣城不算遠，這些學校無論硬件設施，還是師資力量都無法和縣城學校的正規教育同日而語。農村教學條件的簡陋簡直無法想象，尤其師資方面。每到午秋兩季，學生都要和老師一起為生產隊收割莊稼，參加生產勞動。學校里幾乎都是代課老師、民辦教師，像英語這樣的專業課幾乎沒有老師。從初中到高中四年里，戴旭初就幾乎沒有學過英語。

1981年戴旭初高中畢業。兩年初中他要每天往返八公里，兩年高中都是每天從家里帶上米和咸菜，中午在學校食堂蒸飯，早出晚歸，每天往返十幾里路。求學的辛苦并沒有給學子帶來相應的收獲，學校這樣的設施、這樣的師資，能實現什么樣的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一年的新昌中學，高考是全軍覆沒，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戴旭初高考分數連大專甚至高中中專也沒有達線。

（三）

怎么辦？虛齡16歲高中畢業以后，一個稚氣未消的孩子，未來的日子怎么過？這個關系到兒子一生前途的問題，擺在了戴旭初父母的面前。

先看看父親的意見。由于自身的經歷，戴福貴深感學習的無用，對于孩子們的讀書他也是賭氣，不感興趣的。他認為讀不讀書無所謂，讀了書甚至連飯都吃不飽，還要讀它干什么呢？但是旭初的母親不這樣想。她認為什么時候還是讀書好，而且當時的國家形勢正在變化，幾年前放開了高考，村里村外已經有孩子考上了大學、中專。既然自己的兒子想讀書，那就讓他去讀吧，盡管家里邊有四個子女，生活負擔很重。

頗受煎熬的暑假終于過去了。在母親的努力下，父親也默默支持了。戴旭初終于又重新回到了校園。而且是到了縣城的溧陽縣第二中學，當時社會上統稱“溧陽縣中”，是為了和“江蘇省立溧陽中學”（溧陽一中）相區別，這所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溧陽縣城北郊的光華中學。

復讀這一年，對于戴旭初來說是徹底改變他命運的一年。戴旭初從農村到縣中復讀，才真正的接觸到了什么是正規的教育、正規的學校。到了這個學校，他看到了不同于農村學校的那樣的教育教學。這里的教學氛圍、學校的環境都是過去的胡橋初中、新昌中學無法相比的。

這里學習氣氛好，每個同學都在盡心盡力的學，老師盡心盡力的教。再加上復讀生都有一個愿望，學習自信心、自制力非常強，大家都在主動的學習。在這樣的環境里，即使有人想玩也找不到玩伴。跟優秀的人在一塊，你就會變得優秀。

環境塑造人！

此刻的戴旭初已經非常懂事。一家大小節衣縮食供他到城里讀書，強烈的感恩的心理一直支配他努力再努力！

到城里上學各方面開銷明顯增加。父親每個月39塊錢的工資，要養活一家人，還要購買農具、農藥、化肥、種子等等各類生產資料。為了貼補家用、供他讀書，他的姐姐和妹妹，外出到安徽廣德幫助別人采茶，掙一點辛苦錢。母親在生產隊勞作的同時，還要養豬養鵝織草簾。每個周末戴旭初回到家里，都在第一時間投入到勞動中去，幫助大人做農活、做家務。周一一大早就要趕往學校，扛著一周要吃的米，帶上書包和母親專門為他做的小菜、咸菜，步行七公里來到縣中。周末再步行回家，周一再起早回校。

……

……

在這樣的環境下，戴旭初刻苦學習的動力可想而知有多么強大！

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一年是他“非常要好、非常努力、非常刻苦、非常用心的一年”。這一年，讓他的英語成績幾乎由零分攀升到較高分，數學成績高考100分是鎮江地區唯一的滿分（當時溧陽縣歸屬鎮江地區，現屬常州市管轄），高考總分476分，是當年鎮江地區高考總分第三名。

從上一年高考分數連高中專都不能達線，到一年后以超乎尋常的高分考進北大，這樣的進步筆者過去聞所未聞，簡直不可思議。由此，可想象他這一年的努力程度和他不同一般的發達的智商。

戴福貴家小子考上北京大學了！這個消息風一樣傳遍了鵬程村和周邊村莊。人們至今還記得，那一天有人把錄取通知書從大隊部帶到了鵬程村，此時的戴旭初正在田里和家人一起做秧田。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把手中的農具一下子扔進水田里，飛快的跑上田埂，口里嚷了一句：“我再也不要干農活了！”

這是在生活煎熬之后，突然解脫的巨大喜悅的表現，這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農村青年，渴望擺脫泥土的束縛，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情流露！考上大學有一個商品糧戶口，有一份體面工作，做一個城里人，這是當時無數農村孩子的夢想。

1982年的夏天，戴旭初終于實現了這個目標，邁出了他人生至關重要的一步。

對于這次人生轉機，戴旭初多次說到他的感恩。父母的養育，姐姐妹妹們的支持與付出，學校的良好氛圍，老師孜孜不倦的教誨，尤其是班主任、校長在學科選擇和志愿填報時的指導……點點滴滴構成了他一生難忘的深情厚誼。

就在今天的共和國總理李克強畢業留校的那一年，就在另一個才子，聞名世界的詩人海子畢業前的那一年，同樣的北大，同樣的法律系，在1982年的220名新生中，來自蘇南溧陽的戴旭初就名列其中。同樣來自當時農村的兩位校友、師兄或許不知道有這么個小師弟，但是在共同的時空里，有共同的老師上課，有共同參加的活動，戴旭初還有幸聆聽過師兄李克強的報告。這些冥冥中的安排，對于一個人的成長，應該是有某種暗示或者啟迪吧！

（四）

1982年金秋時節的清晨，秀麗的江南古老的鵬程村面前塘邊，天氣已經不再燥熱，塘邊的石馬上很早就有三五個光腚娃，騎在上面嬉鬧。小學教師戴福貴從塘北80米處的家里走到塘邊。一貫嚴肅的國字臉上，流露出難以掩飾的喜悅。他凝望著東方的地平線，那里的朝陽已經掙脫地面，就像剛剛發射幾秒鐘的火箭，大地的引力既是上升的羈絆，同時也是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源泉！離開地面的朝陽已經脫去了稚嫩的羞紅，隨著它上升高度的增加，它的光亮會越來越強。

……

……

戴福貴感到時節在慢慢變化，他引以為豪的兒子將在這個收獲季節，在這個陽光普照的日子，遠離家鄉，由他親自送到南京，再坐20個小時的火車到京城最牛的大學讀書了。但是孩子還小，從未遠離過家門，作為父親雖然該囑咐的已經囑咐，而內心深處的牽掛還時時困擾著他。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17歲的戴旭初懷揣人生最美好的愿望，帶著家人和師長們的囑托，買了八塊五毛錢的半價（學生）火車票，來到首都北京。那么，1982年的中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怎樣的環境呢？那個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又是怎樣的模樣呢！從下面列舉的幾個事件，我們不難想象那個漸去漸遠的時代背影。

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農村包產到戶等改革的合法性。

這一年，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對外經濟關系問題發表意見：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本領。與外國人做生意，這個時候才正式提出來。

這一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宣布：“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強加給賀龍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同時為受賀龍冤案所株連的所有同志徹底平反，消除影響。”此后，歷次政治運動中冤假錯案，才開始逐步平反。

這一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人口超過十億。這個數據給人們既帶來振奮，也帶來人口壓力的憂慮。

這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致函蔣經國先生，希望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依時順勢，與共產黨談判，共商祖國統一大業。當時的廣播反復播送，讓人們感覺到兩黨幾十年來積累的曾經的刻骨仇恨，實際是“兄弟鬩于墻”。

這一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彭真作關于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憲法》。新憲法規定：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恢復設立國家主席；國家設立中央軍委；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加強地方政權建設，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府；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會議批準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六五”計劃。會議決定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些內容，正是著名的“八二憲法”的一部分。

這一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機構精簡的會議上講話，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是對體制的革命。強調指出，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是革命和建設的戰略需要。此后，年輕干部越來越多，專業人才慢慢得到重用。

這一年，李寧在南斯拉夫薩格勒布市舉行的第6屆世界杯體操比賽中獲單杠、自由體操、跳馬、鞍馬、吊環和全能6項冠軍。創造了世界體操史上的神話，被譽為"體操王子"。這個消息讓全國人民興奮了好久！

這一年，第十二次黨代會勝利召開，改革開放的政策進一步深入。北京出現了自由市場，農民可進城賣菜，進城打工；電視、冰箱、洗衣機首次被搬進低矮的大雜院百姓家中；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起集體舞，可以燙頭染發，可以穿著喇叭口褲子上大街；“靡靡之音”、交際舞能在街頭，公園里亮相；氣功風靡一時，迷倒大批信眾；老胡同在“拆”字中漸漸消失。

……

……

那個年代，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如同剛剛經過了嚴冬的大樹，春風漸進，嫩芽吐綠。也似一位正在茁壯成長的少年，渴望新知，青春勃發，生機盎然，蘊含著無窮的能量。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無數個領域，無數個崗位，無數個美好愿望都在等著，空著，期待著。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變革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少年戴旭初滿懷希冀與好奇，走進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

（五）

入學不久的新生大會上，戴旭初和同學們就聆聽到，剛剛畢業留校的校團委書記李克強的講話。他的講話聲若洪鐘，抑揚頓挫，充滿了激情和關懷。他首先代表校團委向剛入學的戴旭初們表示歡迎，同時也對各位同學能夠進入北大這所思想與人才的搖籃，接受中國最好的教育表示祝賀！然后，他向各位同學提出了學習、思想、生活諸方面的要求，鼓勵大家努力學習，報效祖國！他還用當年7月，西安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二大隊學生張華，因跳入化糞池營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農而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事例，教育同學們要有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無限熱愛之情，投入到學習中去，為將祖國建設成繁榮昌盛的強國而努力！

那一天的大會場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戴旭初依然歷歷在目。每每提到都是興致勃勃、繪聲繪色地描繪著。這不單是因為當年的團委書記，已經成長為北大校友值得驕傲的國家領導人，更因為這所值得每一位學子驕傲的母校，在他們生命最美好的時光里，在青春爛漫的年華里，注入了滋養他們一生的理想、信念、意志與品格元素，促進每個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建立與成熟，并讓每一位學子受益終身。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是北大一直堅守不可放棄的精神。1917年，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時，強調自己的治校方針是：“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他要以西方國家為榜樣，采用思想自由原則和兼容并包的主義，其主要用意，就是要讓新文化、新思想能夠進入北京大學。他延攬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人才在北京大學就職或任教。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科學、民主思想，是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基地之一。長期以來，北京大學始終與中國和中國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和社會同前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恰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五四運動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底蘊，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傳承一直延續到今天。 她的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術精神，今天依然在中國教育行業光彩熠熠！

那么在北大，四年的學習生活，能讓一位來自江南農村的16歲孩子，如何成長、長成何種模樣呢？母校的熏陶，會給他的靈魂深處打上怎樣的烙印！

從上文列舉的1982年發生的幾個事件，不難看出當時我們國家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實施已久的計劃經濟模式開始打破，而新的體系尚未建立。但是人心所向，群情激昂，歷史的腳步正在艱難而又沉穩得向前邁進。舊的模式逐漸瓦解，新的秩序正待形成，一切都是百廢待興，在鬧中有序的進行著。

五年前北大法律系恢復重建，今天戴旭初坐在這里學習法律。在老師的指導下，他懂得了法律作為國之重器，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保障和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是何等重要。而當時的中國法制基礎極其薄弱，一切都在人治之中。當報紙上、電視里傳來給賀龍平反的消息的時候，法學老師以此為例講解了法制的重要性，講解了人類社會幾千年來權與法從未停歇的斗爭。尤其是全國人大在彭真委員長主持下，最新修訂的《憲法》。即史稱“八二憲法”的剛剛誕生，為中國今后幾十年逐漸走進法制時代提供了根本保障！

戴旭初在入校時間不久，就了解了北大校史，漸漸明白了國家的法制現狀，和作為法學系學生肩上的無形重任。他每天在校園里都能感受到母校先賢們，為國家的興盛、民族的復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加上燕園里濃郁的文化與學術氛圍的熏陶，他的那顆年輕的心，始終處于興奮和昂揚向上的亢奮之中。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成為一個飽學之士，為法律事業奮斗終生！

有了明確的目標，生活就會無比充實。從此，戴旭初的身影就會常常出現在學校的圖書館、閱覽室、教室里。他的先天的高智商，重新派上更大的用場。憑著超強的記憶力，嚴謹刻苦的學習態度，戴旭初的功課門門優秀。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當然會得到老師和同學的一致好評，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因此他很快在母校就入了黨。

（六）

1983年，中國大地上依然如火如荼，新事物、新觀念、新政策接踵而來，讓人應接不暇。暑假快要到了，戴旭初在這近一年的時間里，學到了很多知識，也成熟了許多。他的同學們一直記得，剛入學那會的旭初，某一天鞋子在室外晾曬，同寢室的同學怕下雨淋濕了，就順便幫他收到寢室了。從外面回來的旭初，發現自己的鞋子不見了，情急之下就用老家溧陽話大聲詢問：“你們誰看到我的孩子（鞋子）嗎”？由于普通話說得不好，室友們先是一愣，緊接著哄堂大笑，紛紛問他：“旭初，你結婚了嗎？怎么都有孩子啦？”。這樣的生活小插曲，總會在一些場合里，從同學們的口中一次次再現。盡管當時年僅十七歲的小伙子，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這些細節不正是日后同窗相聚時的最好調料嗎？

現在的戴旭初已經不是大半年前的羞澀少年了。遠離家鄉進京求學，在最初兩三個月的新鮮、好奇為主的心態過去后，他時常在課余時間想家。他想鵬程村的父母雙親和姐姐妹妹們，想他童年時代的樂園面前塘，想站在村前的大塘邊遙望遠處的白龍山，還有他讀過書的學校，老師、同學們他們都好嗎？總之，在北大長了一歲的戴旭初，儼然是一個大人了！生活的環境逼迫他，必須迅速成長起來。

每到農忙季節，他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家里的農活，他能想象到家人們是怎樣忙碌的情景。每次父母郵寄生活費過來，他都要寫信回去讓家里少寄一點，說他不缺錢。事實上生活的拮據只有他自己清楚。為了盡量不給家里增添經濟負擔，戴旭初老早就和同是外地農村來的幾位同學商量，暑假里大家都留在北京，一起找點活干。這樣既能減輕家庭負擔，也能鍛煉自己，增加對社會、對首都北京的了解。

最初，父母對旭初在北京打暑假工是反對的。他們擔心十七歲的兒子吃苦，也擔心社會治安問題。這一年，社會在急劇轉型時期，各種新思潮紛紛涌進來，盡管像鄧麗君這樣的臺灣歌手的歌，還只能偷偷聽，但是一些地方紛紛開起了錄像廳，大量的來自港澳臺和西方世界的影像制品，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一些年輕人模仿、學習錄像節目里的人物，全國各地經常出現治安問題。好在北京首都的治安要好得多，并且在這一年中央政府開展了文革結束以后的，第一次全國性的“嚴打”，治安形勢一度好轉。不管怎樣，旭初在書信中說服了父母，和幾位同學費盡心思總算找到了暑假工。

這個工作很苦很累。就是幫助十三陵地區的林業部門澆灌山上剛剛成活的樹苗。當時的勞動工具極其原始、簡陋。就是每人一個背桶，從山底下背水，一步一步走到山上，再一棵一棵地澆水。可以想見，酷暑當頭的夏天，幾個十幾歲的大學生，用他們稚嫩的肩膀背著水，一趟趟從山下到山上，一干就是一個暑假。不，他們干了兩個暑假。人間的辛勞他們早已嘗過，而如此連續勞累還是第一次體驗，他們堅持了下來，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又加上幾分。

皮膚曬黑了，肩膀磨破了，背上掉皮了……

……

……

（七）

艱苦的生活能夠磨練人的意志，更能讓人懂得生活的不易。戴旭初性格里的堅韌與隱忍，以及他對生活的認真態度、冷靜思考、感恩心理，應該都與他青少年時代的這些經歷有關。

采訪的時候，我聽戴旭初的姐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時間也就在1982年，寒假與春節相差不了幾天。戴旭初從北京坐了十九個小時火車，到了南京天色已晚。關鍵是這一天大雪紛飛，江南江北一片銀裝素裹，長途客運安全起見全部停運。怎么辦呢？南京到溧陽這一百多公里，沒有客運汽車，也不通火車，天寒地凍的春節前夕，每一位回家過年的旅客都是歸心似箭。更何況，這大雪到底什么時候能停下來，誰能說得準呢！背著包袱的旭初在南京火車站門前急得團團轉，天越來越黑。巧的是，這樣的境況不是旭初一個人，在火車站門前焦急的人還有很多，其中就有六七個要回溧陽的同鄉。經過協商，大家決定共同包車回溧陽，再晚也要趕回去啊！他們找到一輛面包車，一番討價還價之后，雙方定下一百二十元的車費，每個人接近二十塊錢。平時坐長途車一個人只要一塊多錢車票，現在多花這么多錢，旭初心里舍不得。他想到一家人辛辛苦苦供他讀書，想到父母一輩子舍不得多花一分錢，這樣坐車回家如何向他們交代？在他遲疑的時候，其他人已經上車了。一位老鄉一把拉住他，一邊拖一邊埋怨：還不快點，時間還早嗎！

就這樣，戴旭初和另外幾位同鄉一道，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回到了家鄉溧陽。一路上，他腦子里一直在琢磨，如何和父母說這件事，從北京坐火車到南京也就八、九塊錢學生票，這會從南京到家一下花了這么多……近三個小時的路程里，他的頭腦里一種愧疚感揮之不去。此時，一家人正在等著旭初，知道他是今天的火車回來，但是天下大雪，他們無法知道旭初是什么情況。鄰近午夜了，姐姐開開門想看看外面的雪下得情況，結果她一開門，看到門口立著一個雪人——這不正是一家老小等著的弟弟嗎！姐姐看到愣愣的站在門口的旭初，很是吃了一驚，她一把把他拉進屋里，問他外面這么冷這么大的雪為什么愣在那里？旭初當時沒有說話，事后才將內心的糾結告訴了姐姐：家里經濟困難還要供自己讀書，自己不能掙錢還多花這么多錢，如何向父母家人們交代！

這是一個小事件，卻能反映許許多多來自人物內心的信息。這些信息直接關涉到一個人的道德倫理，也關涉到他的品質與細膩的內心世界。青少年時代就養成的自律、感恩、擔當的秉性，會成就一個人的一生。

轉眼間，戴旭初在北大已經度過了一年多時光。春節后的新學期就是建國35周年的1984年了。在過去的一年里，他的曾經的校友兼老師、領導李克強先生于年初調到團中央工作，這是埋頭讀書的戴旭初所不知道的；他的另一位法學院校友，后來家喻戶曉的著名詩人海子，也與暑假之前畢業離校了，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書去了，這也是他戴旭初所不知道的。而另一個至今仍然很響亮的名字，在當時的廣播、電視、報紙上鋪天蓋地大量宣傳的，時代青年楷模張海迪的名字，那一年響徹了中國大地，當然包括燕園內外。

3月7日，張海迪被團中央命名為全國優秀青年稱號，緊接著《中國青年報》發表《是顆流星，就要把光留給人間》，宣傳張海迪懷著“活著就要做個對社會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爾為榜樣，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熱獻給人民的故事。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億萬青年非常關心的人生觀、價值觀問題。很快張海迪名噪中華，獲得兩個美譽，一個是“八十年代新雷鋒”，一個是“當代保爾”。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出《向張海迪同志學習的決定》，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八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后為張海迪題詞，表彰她積極進取，無私奉獻的精神。隨后，使張海迪成為道德力量，鼓舞并影響了一代人。對戴旭初的影響，就是促使他建立起這樣的世界觀：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

……

……

（八）

1986年的春夏之交，戴旭初他們82級同學正式畢業，在最后一個暑假到來之前離開了北大，離開了北京。四年的學習生活，他沒有辜負家人、老師和那個時代，他手捧最高學府的法學畢業證書、法學學士證書，感到心潮澎湃。

這個季節的北京，到處是萬木蔥蘢、萬紫千紅的景象。戴旭初走出燕園走出北大的時候，內心是十分復雜的。他感謝母校對自己的栽培，感謝命運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安排在這所最好的大學里，讓他從一位懵懂少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飽學青年，當然更感謝改革開放的政策。作為直接受益人，戴旭初始終感激打開國門、恢復高考的鄧小平。他經常說，不是趕上改革開放，哪里會有他的今天！

臨行那天，戴旭初佇立在北大門口久久邁不開腳步。而東方的太陽已經越升越高，陽光照在英俊學子的臉上，他感覺到一陣陣熱浪即將涌過來，如火如荼的明天正在等待著他，正午的火車即將開拔，時代不容他多想……

特殊時代的天之驕子，正趕上十年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的社會急需大量人才的時候。各行各業都是人才短缺，青黃不接。那時候的大學生畢業，工作由國家統一分配，個人自愿與組織安排相結合。像北大這樣的國內頂尖學府，畢業的學生更是供不應求。那時候的企業很少，政府機關和各級各類研究機構人才需求最大。戴旭初的同學中，相當一部分留在了北京，有的直接分到中央國家機關。但是他卻沒有申請留在首都，他想盡快回到江南，回到江蘇工作。這里面的主要原因，還是考慮到父母的心愿。

作為家里四個孩子中的唯一的兒子，父親戴福貴肯定不想讓兒子離家太遠，他的考慮是多方面的。傳統的家庭觀念是必須有的。再一個因素就是作為過來人，年輕時參加工作所遭遇的饑餓經歷已經刻骨銘心，他生怕這樣的苦難在孩子身上重演。如果再有那樣的事情出現，孩子該怎么辦？唯一的路子就是可以和自己當年一樣，回到生養自己的老家——鵬程村，這塊祖祖輩輩生生不息的故土，無論如何是能夠養活他的孩子不至于餓死的，況且在整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上，哪里還能比江南水鄉更好呢！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父親最樸實的想法，也是現實教訓給他的生活啟示。盡管當下政策正在好轉，國家欣欣向榮，但誰又能看得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呢！戴旭初知道，父親一生性格秉直，他的意見幾乎是毋容置疑的。

戴旭初在畢業分配表上，工作申請欄目里填寫了回江蘇省老家工作的意愿。隨后，就有南京大學法律系、江蘇石油化工學院等高校人事部門，和他聯系希望戴旭初到高校任教。但那個年代老師的社會地位不高，工資待遇偏低，老師的教學工作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是那個年代對老師、科研人員工資待遇偏低的真實寫照。而戴旭初的想法就一個，認認真真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為國家剛剛起步的法制工作做出自己腳踏實地的貢獻。

當時中國的律師都是有國家正式編制的工作人員，律師事務所基本上都是“國辦所”。形制與國家的其他行業的體制是一脈相承的。這種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都是體制內的公職人員，真正的法律專業科班出身的幾乎沒有，而且多數是兼職的。

像戴旭初這樣的高端法學人才，在1986年代整個江蘇省也沒有多少。有許多重要的崗位在等著他呢！所以，在戴旭初還在北大沒有離校之前，他就收到了來自江蘇省人事廳的工作通知——讓他到江蘇省檢察院報到工作。在一般人眼里，哪怕在今天，這份工作都是極其難得的。

戴旭初最后一個暑假是在鵬程村度過的，他的工作能夠安排在省城南京，正是父親戴福貴最為滿意的。南京離家百十公里，兒子每周都可以回家看看，自己也可以隨時去南京看兒子。雖然說兒子已經參加工作了，但是畢竟才剛剛21歲，生活方面還需要大人替他操心的，還是在家門口好啊！

父親對兒子的愛從來都是直接而又真摯的，在旭初畢業工作之后的第三年初夏，1989年6月，那一場眾所周知的事件讓戴福貴心里不安。兒子才24歲，會不會參與其中？這樣的事情可不是鬧著玩的！經歷過無數政治運動的他，天天看電視新聞，越看越不放心。那時候沒有電話，書信往來又太慢，怎么辦？幾夜睡不著覺之后，他坐上長途汽車前往南京，他要囑咐兒子好好工作，不要參加那些活動。但是當時的南京已經混亂，公交車全部停運。他就步行好幾個小時，邊走邊打聽找到了旭初的工作單位。當時旭初正陪同省檢察院檢察長、省政法委專職副書記秦杰到蘇州市調研檢查工作，父子也沒見著面，但是孩子的情況他清楚了也就放心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戴福貴愛子心切的程度。

戴旭初去南京上班了。他的工作安排在江蘇省檢察院辦公室，主要負責文稿的起草、資料的整理、全省檢察系統簡報的編發等。當然，也包括檢察長講話稿和省領導參加檢察工作會議講話稿的起草，檢查工作時的隨行，辦公室其他工作的配合等等。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生活上沒有太多的后顧之憂，學識、學歷上又是居高臨下的地位，同時身材和長相又好，真正的天之驕子啊！所以戴旭初進江蘇省檢察院工作不久，就得到檢察長的器重。戴旭初也因為在省級機關工作，一切都是那樣新鮮、有趣，工作熱情十分高漲，領導安排的什么樣的活，他都保質保量地完成，深受領導和同事們的喜歡。在這里，他一干就是四年。期間在原武進縣人民檢察院鍛煉一年，做過江蘇省人民檢察院一把手秦杰檢察長的秘書。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戴旭初的工作簡直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中國，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的收入，“腦體倒掛”的情況比較嚴重。

那是經濟由計劃轉向市場的最早階段，前文提到的“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等等，都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平民語錄”，是說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允許個體商業行為，這樣就凸顯出了知識貶值，在體制中工作的知識分子待遇沒有個體商販好，這也是當時的政策造成的，社會本來就需要大量的商品流通和服務，而之前的政策不允許，突然放開了，自然會受到歡迎，就能賺到很多錢，這個現象大約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善，也是人們觀念的改變，和改革開放深入帶來的改變，不再以個體戶為恥的改變。到如今，隨著公務員教授醫生等職業待遇的提高，那些曾經的語錄已經成為了歷史。　　

但是對于剛剛走出校門的戴旭初們來說，生活是必須要考慮的。我們看看1985年有位副教授說的具體情況：他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留校每月掙90元錢，二兒子高中畢業進工廠每月有100多元，小女兒初中文化程度，在飯店當服務員每月拿200多元。當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筑業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1426元，商業1375元，金融業1368元，工業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機關文教1240元。而其他地區的經濟水平、工資待遇，和首都又是不好比的。　　

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戴旭初還感覺不到生活上有什么壓力，雖然一個月70多元的工資不算多，但是也夠用了。吃飯有食堂，和另一位同事住一間集體宿舍，當時社會整個物價都不高。但是，不久戴旭初就感到了生活的壓力。工作安頓好以后，按照當時干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戴旭初作為新分配大學畢業生，必須到基層單位掛職鍛煉一年，然后才能提拔重用。也就是說，他的基層工作的經歷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組織的安排下，戴旭初被安排到當時的常州市武進縣檢察院掛職。這種掛職工作是原單位和新單位的工作都要兼顧的，這樣一來戴旭初的工作就更忙更累了。

（九）

在基層檢察院，戴旭初參與了刑事案件全部司法程序的辦理，從立案前的調查到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以及審判監督等一整套司法工作流程和環節他都參與其中，得到全面的鍛煉，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除了這些工作上的收獲，戴旭初在武進檢察院鍛煉期間，還有一項他人生中的更大收獲——在這里，他結識了相愛一生的妻子，收獲了美好的愛情！

……

……

（十二）

在太陽升起的每一天，都有一個時段最容易被人疏忽，因為這個時段所有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尤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很少有誰想起來抬頭看看天空，看看東南上空的太陽是如何變幻他的色彩與光亮，如何穿透遮蔽穩步前行的。這個時段就是古人計時的辰時到巳時，只要你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太陽在此時逐漸脫去黃紅的光彩，代之的是越來越強烈的耀眼的光芒，他把那種灼灼的熾烈均衡地灑在大地上，灑在悲喜憂歡的人世間。

作為一名北大畢業的法律人，戴旭初對民主法治的信仰是滲透進血液和靈魂里的。自從事律師工作開始，他就身體力行，盡自己的全力為百姓維權、為經濟護航、為社會維穩。

…… 

……

本書《對應太陽的軌跡》，到此已進入尾聲。讀過之后，相信各位看官會明白筆者命名的用意。每一個生命軌跡都是有弧線的，而戴旭初的人生軌跡是這樣一道閃閃發光的路徑。但是，筆者要提醒大家的是，此處太陽的寓意沒有夸大之嫌，沒有牽強附會。太陽有冬暖也有夏炎，照春花也映秋月。就像戴旭初，事業上的熱情與嚴格，并不能掩蓋本質上的溫潤如玉、親善隨和的謙謙君子本質。因為律師工作，他一直覺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并能在工作中獲得報酬養活自己和家人，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認真工作、簡單生活、保持思考、維持內心的寧靜，這位目標明確、始終未偏離踐行法治航向的舵手，值得人們尊敬。

（編輯制作：胡鳳茹）